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10篇
《重寻胡适历程》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一)：初次尝试
近来读书和看新闻，发现适之先生是个常被提及的名字，那个时代的学术偶像，且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翻看了几眼华夏出版社的《尝试集》，实在没鼓起勇气去读那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字。
于是出于畏难的情绪，先读了余英时先生这本书。令我倍感鼓舞的是，这本三序三文的书，读起来竟然毫不费力，且相当愉悦。即便是通篇都是充满考据、引用和哲学概念，但丝毫不掩饰作者客观又充满人文情怀的态度。
由于本人毫无此方面功底可言，因此对其文其人其论都没有什么可评价的，读书摘抄也往往出于自己或激动或崇敬的情绪所致，并未把握其中重点之处。
当然，本书“尺度”之大，还是出乎或意料的。看来今后还是应当坚持多读书的生活方式，方能更明事理。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二)：为何寻找胡适
胡适与鲁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所谓“鲁迅之爱如父，胡适之爱如母”，说尽了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与主张。
鲁迅的爱严厉而峻切，他喜欢批评，不屑于讨论具体操作，而胡适的爱温和、平实而唠叨，他喜欢调和，愿意在实践层面提出建议。
其实，胡适的许多批评同样刻薄，但他偏重妥协，所以左右逢源，当鲁迅在蜗居中战斗时，胡适的华屋便显得特别扎眼。是的，鲁迅很少以胡适为同道，而胡适却认为鲁迅是“自己的人”。
毫无疑问，鲁迅是伟大的，他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学会了批判，明白了自我要靠思想来解放，权力要争取而获得。然而，鲁迅想不到的是，当价值底线一再崩坏，批判也可以变成娱乐，争取也可以变成堕落，甚至讪民卖乖也能变成一门技术。鲁迅基于他所在的时代困境，提出了解决方案，然而，在新的困境面前，却又是无解的。
这就是为什么，寻找胡适为什么会突然热闹起来，当一个传统步入难局时，人们自然会想到，我们还有另一个传统，也许它能带我们突围。
毕竟，我们已经跨越了初期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了更宽松的大环境，那么，除了匕首与投枪之外，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协商，找一条共同认可的道路呢？这时，我们才能理解胡适式温文的可贵。
重寻胡适，以拓展我们的未来之路。本书是余英时先生写的胡适传记及研究论文，可为我们提供更深层次的思考。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三)：换一个角度认识我们知道的历史
胡适是个大才子，多年以前的。我总认为自己也算是一个“聪明人”，所以总想看看几十年前公认的“聪明人”是什么样子的。
原来，胡适是做哲学研究的，因为在五四运动中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产生了胡适崇拜的现象。也即，大家未必理解他的学说或主张，只是慕名而已的多。和我现在的状态一样。前前后后，看过很多文章和纪录片都提起过胡大才子，一直满好奇的，可是不知道究竟是啥专业的，以为和鲁迅、陈独秀（他具体是啥专业的，我也不知道，似乎我们接受的宣传总是天然的有那么多模糊性存在）等有过交集，所以就当成是文学家了。现在才明了，人家是研究哲学的，还受过罗素的指点。
除此之外，对于一二九运动有了新的认识。“一二九运动没有五四运动型的学生领袖，因为他的领袖是真人不露相的地下组织。“城里城外”互造“谣言”以保持运动的热度不下降，其实正是出于“领袖”的暗中策划。”“一二九是刘少奇主持中国北方局的一大杰作。当时中共为了解脱在陕北的困境，决定发动全国舆论以促成中日战争的及早爆发，学生们沸腾的爱国热忱，自然首先成为这一新策略的突破点。”（高文华：《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收入《中共党史资料》（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页183--188；陆璨《晨星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页7、19）年轻人火气旺，总是凭借一时冲动去做事，然而北大等高等学府的学生是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代表，还是如此，不得不说独立精神是多么的可贵。如此被人利用何苦来哉？（胁迫罢课，不参加学校表决等等内容，大家感兴趣还是自己去查资料吧。本书作者余英时的角度是站在台湾方面的，仅作参考。）
胡适也被人质疑过学历。他的博士学位也被人攻击过。呵呵，历史总是在重复上演啊。似乎中国人总是逃脱不了这个命运，辩论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就转化为人身攻击。这是为什么捏？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四)：閒來翻書：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對於研治中國思想史——不管是古代還是近代——的人來說，“胡適”這個名字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
不管我們採取何種評判的立場，胡適畢竟在20世紀上半葉的思想學術界具有他人所無法比擬的中心位置。爲什麽胡適能夠在短短一兩年時間取得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爲什麽剛好是胡適而不是其他人？對於歷史學的從業者來說，首先是一個需要解釋的歷史問題。在我以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一文提供了一個扼要而精闢的解答——雖然不全面，但卻也是幾乎不可能全面的。對於如何研究思想史，此文也可以算是一個非常好的範例。它不僅概述了五四運動前夕的思想環境，深入剖析了胡適的思想準備及其對通俗文化和上層文化兩個領域的衝擊，更從學術思想的內在理路上解釋了為何胡適及其所引進的實驗主義能夠成功。一種學術思想，一種思維方式方法如何能夠移植、接榫到一個全新的環境中去，或者如何能夠剛好在某一個時代得到迅速而廣泛的認可，僅僅從外在的社會經濟變遷來解釋，又或者以一句時代發展要求輕輕揭過，是遠遠不夠的。胡適個人的思想結構，實驗主義哲學或其他哲學派別與中國傳統思想基本架構之間的關係，都需要從學術內部本身進行解釋。這樣，“思想史”中間才能看到“思想”，也才是真正的“思想史”！
在爲《胡適日記全集》所寫的序言中，作者通過日記的記述澄清了胡適人生的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作者當然清楚，日記材料由於記者本身的立場，難免會存在偏見甚至不實之處，尤其是胡適的日記是寫給後人看的，裏面甚至還有刪改、補記的地方，僅憑其中的敘述是不足以完全支撐起一個真實的胡適的。因此，作者以日記爲主，而比對了相當多其他材料，使得他筆下的胡適更貼近那個歷史上的胡適。當然，我也不敢說作者是完全“中立客觀”的。裏面有些敘述，恐怕仍然需要其他不同記載的檢驗。
看似有些意外的是，作者前後花了近20頁的篇幅勾勒胡適與Roberta Lowitz女士的一段情緣。雖然這一段與書中其他部分所主要涉及的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史、政治史似無甚關聯，但對胡適這個“人”卻有著很重要的意義，胡適的個人形象也愈發鮮明、立體起來。這與那些治史而不喜歡讀詩詞，或者以為其無甚價值的人——治中國古代史者尤甚，有著鮮明的對比。歷史是由人構成的，而人又是鮮活的、有生命的，古代的詩詞恰恰是最能反映一個人真實性情的文字。這也是很多人觀詩詞乃至一句之作而能預見作者將來成就、歸宿的重要原因（這方面的記載在古代相當多）。那麼，生動的認識一個人，不也是歷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么！
書中諸文，大多屬於根據新材料所得出的新認識，所以對作者而言，是“重尋”，是“再認識”。於我，卻都屬於胡適先生的一場“首映‘秀’”。十分慚愧的是，以前只讀過胡適具體的關於學術思想史的幾篇文章，甚至連《中國哲學史大綱》都不曾讀完，遑論其它了。對於他的生平和他的思想，零星的知道一點。這次通過此書，算是補充了，對於1910-1960年代的中國思想學術史乃至政治史，也都有一番新的認識。之前曾向NP請教誰寫的胡適最好，他推薦了余英時和羅志田。今年余英時的這本書出了新版，也就賣了下來，抽了點時間翻過。於我的論文，大概是有些“不務正業”吧（其實，就方法、視野而論，對我還是相當有啓發的，只不過與主題不相關而已。）。可惜這個毛病卻總也改不掉。昨天聽張文江先生關於《莊子》的講座時，他還提到讀研究生，就不要學，或者說是對於拿學位“該學的”都沒學，我於此大概是頗有些相似的吧。
這本書，雖然封面上沒有改，但裏面全都作“適”，算是還了“胡適”的本來面目，沒有爲他改名。但以我私心揣度，這個版本可能逃不過一些刪節（去年底的一本談陳寅恪的書刪去了不少，另文會有說明）。如果我的猜測屬實，於胡適所堅持的“自由主義”立場不啻是一個諷刺。他的理想暫時還看不到實現的一天，而他這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an incurable optimist），又不知是否會悲觀起來呢！
2012年5月24日夜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五)：《重寻胡适历程》
余英时先生的文字在广博征引下非常具有启发性，语言既简练又严谨（陈建华的《从革命到共和》在这方面要差不少），并且余英时先生非常善于概括、撷取重点和疑点和难点，于是借着这些功力，就有了这本书的一个主体，就是依照胡适日记将胡适的一生分为七个阶段，扼要走过一遍。胡适的博大过专，意思是在他爆得大名及他之后的一生中，不少专门学者在那一门的功力都能甚过他，但他却能成为“中国的伏尔泰”，也正在于此。他提倡白话文，动力在于让中国的文化为所有中国人学习，而打破一种文化的士人垄断，他自己的写作向来是追求易懂，他在美留学期间，已经将国民导师作为自己的今后目标，那么要在社会的各个层次的人中产生广泛影响，就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浅显——即，“启蒙运动心态的主要困境在于肤浅；它无法欣赏任何思想深邃的事物。于是，在哲学上，杜威、赫胥黎、达尔文和马克思风行一时，而柏拉图、康德与黑格尔则无人问津。”并且，胡适虽然师从杜威，但是他只是撷取了杜威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即大胆地假设，小心的求证，而从无兴趣去探究杜威哲学的全部内容，余英时先生说这一点对于现在迷失在西方哲学世界艰深内容中的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启示。而在此，又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为什么后来胡适的广泛影响会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问题在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两种哲学方式，胡适“成也方法论，败也方法论”，在那个问题繁多的社会时期，人们对于改变世界的哲学的急迫是解释世界哲学所无法满足的，而胡适的只取方法论显然是巧于避免单纯介绍解释世界的哲学思想，而更靠近后者，然而这种根深蒂固于胡适思想上的方法论是不可能允许他提出一套宏大的改变世界的理论的（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因为他不可能只有大胆的假设，而没有小心的求证！
我原本对于胡适先生的认识也很肤浅（现在或许也是），这大概是国民导师角色或者启蒙者角色共有的特点，就是显得他的思想是容易理解的，因而曾经我对他也不是很感兴趣，直到我阅读到傅斯年。傅斯年是一个锋芒毕露博闻强识性情耿直雄才大略（未能真正施展）的人，史语所这个光芒万丈的机构正是他一手建立和维护的，然而他一生最为服膺的人，是胡适！他曾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因我个人非常崇拜傅斯年，也因而对胡适感到极大的好奇，希望知道他的不同凡响到底是在哪儿。虽然目前只读过这一本即另一本由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所编的《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能瞥见一角，胡适的魅力对我而言，有民主自由、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种乐观既表现在他对民主自由终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相信民主自由一定是历史的大趋势而专政独裁必定是短暂逆流，也体现在他面对一辈子都持续不断规模庞大的谩骂批评之下的容忍态度，我依然记得一个故事，就是反右的时候，大陆大规模批判胡适，包括他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汇编成八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而那时在美国的胡适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将这八卷本看完的人）、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有在驻美大使任上促成美国支援以及美日谈判破裂的功绩、有他很早就对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清醒认识（这种认识实在让人佩服，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未能认清），有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强大内心（他一生从未改变过他的自由民主立场，从认清苏联式共产主义，到办《自由中国》，到劝蒋介石不再连任总统，他从未改变更从未畏缩），有他认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晚年信条（想想晚年的他，容忍两个字尤其让我感动，大概这是他总结一生的两个字吧，让我想起了殷海光先生）。这些虽然只是我所敬慕的几点，但是已足使我感到，如果我们那时便接受他，我们中国的人，也许至少可以避免不少伤害了吧。假设总是让人唏嘘，不去想了，但愿我们今人能够从胡适那儿能继承下一些应当时时铭记的一些话。
我现在竟也养成了一些记笔记的习惯，用你的妙笔生花本。我摘抄了一些胡适早点留美日记中的文字，觉得很有意义。他在进德中有“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今昔一致——恒”，第三条感动我尤甚，这大概是他一生所以能海阔胸襟的缘由吧！另外他还说过“极权与民主的冲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与个体发展的原则”，如果一件灾难本可避免，那这就会使你痛苦，重读胡适，便会时时有这番痛惜之感。余英时先生的著作非常值得读，非常想再读他的文章！下一个阶段，希望把三本与苏联知识分子有关的书作为一个系统慢慢看完。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六)：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
胡适这个名字可以说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却没读过多少胡适的著作，对于他的生平更是知之甚少。
我想，这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zhi原因吧。
比如同时代的鲁迅，关于他的生平一些主要的经历大家却都很了解。
很可能是因为后来胡适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还有之后大陆掀起的批判胡适的风潮。这些都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让人欣慰的是在今天政zhi环境比较宽松，关于胡适也有了越来越多正面和客观的评价。
特别是在大陆，这一点很重要。
曾经和一个在英国某著名大学读古典文献硕士的研究生讨论胡适。他对我表示他很讨厌胡适，主要理由简单的说就是胡适无论在很多学科都是中国比较早的研究那个领域的人之一，但是哪个学科他都不是精通。我当时对他的看法也有几分赞同，因为当时我还没读多少胡适的著作和关于他的研究的东西。
后来仔细一想，事情也许不对劲。如果胡适仅是如此，又怎会成为那个年代在大陆乃至后来在台湾的领袖人物。
比如我们常听到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胡适提出来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之一的简单表述。
再比如毛泽东说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胡适所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在本质有什么区别吗？“实践”与“实验”，“标准”和“试金石”，只不过是在字句上面有些许出入罢了。实际上两句话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完全一样的。
近日看了梁文道最新几期的《开卷八分钟》，他介绍了一本余英时写的关于胡适日记解读与研究的书：《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我是看到了他对于这本书的介绍才找来这本书看。
梁文道在节目的一开头便说：
“在1930年10月的时候，当时胡适到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协和医院那边做一个演讲，是用英文讲的，结果没想到那天来了很多学生，那些学生已经挤到有1000多人，当时胡适还在吃饭的时候，就听说讲堂那边已经完全爆满，水泄不通，怎么办，那么胡适看看表7点半了，他就决定放下饭碗，先去那边用中文跟学生们专讲一场，然后回头再讲一场英文版本。这时候你就看到，当时胡适在中国他的地位如日中天，不愧是后来我们心目中印象中那个胡适，他是一个青年导师，是无数青年人的偶像，他的气派，他的气场，他之为偶像的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周杰伦，这么讲恐怕也不为过。但是事实又是否真的只是这么简单，只有这一面呢？”
这是书中所记载的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出胡适对于青年的关系。然而，梁文道却没有说仅仅是关于这件事情的另外一面。实际上，更多的人并不理解胡适所演讲的东西，更多的人是抱着今天“追星族”们的目的去看一下这位传说中的“明星”。
胡适的在很多学科领域的成就还不如后来他带出来的学生，但是为什么他会受到当时的人乃至后来的人尊重和纪念呢？
这里再讲一件事：
“顾颉刚听胡适的课从伏羲开始讲，一年下来才讲到洪范。
胡适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讲。一般都以为起码要从伏羲开始讲，一年下来才讲到《洪范》没想到胡适接首，丢开了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讲，这一讲把他们这一帮年轻学生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们发现胡适居然从《诗经》里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有截断众流的魄力。
原来大家想要骂胡适，这时候却都服了。就是他带来了一种开天辟地的新观念。他接下去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做了有多大成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的新观念带出了一整代的年轻学生，把整个中国学问再往前推进。”（转引梁文道语）
简单的说来，胡适带给中国的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广泛的适用于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在此之前，中国做学问的人是没有用这种西方的方法的。
这本书实际上不能称之为胡适一生的传记，因为它只截取了胡适从美国读完博士回国之后到台湾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从开篇作者就探讨了胡适学历的问题。写到后来我们看到胡适为什么在刚开始的十年不主张对日本的挑衅行为开战，刚开始是个主和派，后来在抗战开始后又怎样变成了主战派。因为他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这个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与世界一流的工业与军事强国开战会是怎样的一个后果。
结果他这种态度就使得他受到指责。比如说这里面有一篇北大学生给他写下的信，是夹在他的日记里面。这个学生跟他说：“适之先生，《塘沽协定》签字以后，你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华北出卖了，你还替他辩护吗？哎，我的胡适之老师。”然后呢，后面他还继续骂胡适说：“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与你有什么好处，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然后我们看看胡适当时在日记里的反应。他说：“孟真，我近日脾气不好。其实我这几天的失望比前20天更大。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
胡适面对这样的一封信，面对青年的不冷静和被人利用不可能不痛心。信中甚至多次出现“***”三个字。
历史的轮回往往是天大的讽刺。从当时胡适劝阻学生们参加一二九运动，我们可以看出，“他一方面鼓励学生关心社会，但他始终认为学生应该冷静的好好读书，你们可以悠闲，但是不要罢课，罢课对你们没有好处。他认为你们应该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这才是将来报效国家最好的方法。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当时当然被认为是极端保守，非常不中听。那时候年轻人跟他已经越行越远，而这时候他看到年轻人也跟当年他所知道的“五四”不一样，“五四”那时候傅斯年那帮人是没有一个组织的，学生自发就上街，但是来到3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地下党，地下组织工作，这学生是被组织出去的，他对这一点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尤其觉得是困惑。他认为学生运动为什么不是学生自发，而是要有人在幕后组织，而这些组织者又神神秘秘，他非常不喜欢。”（转引梁文道语）
关于胡适在开战之后对战争所作的论断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胡适的大体想法是日本虽然是工业军事强国，但是中国地域辽阔，日本战线拉的过长，必然陷入战争的泥潭，只要中国能挺个几年，然后想办法把美国拉入战争，或许还有转机。
我们看到，关于持久战的看法当时不单单是毛泽东等人有的看法，胡适也有类似的看法。
包括后来他受蒋介石委任，作为大使出事美国期间，他也一直在想办法把美国拖入这场战争之中。虽然前期并没有迅速的实现自己意愿，但却收获了诸如“美国不向日本出售军火”“不把废铜烂铁卖给日本”这样的协定。我们在胡适的日记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取得这样的成果之时他的喜悦的心情。
其余的事情，诸如书中所披露的雷震被GMD治罪后，胡适曾经是想过援救的，我就不一一多说。
文章的最后，只说一件事情。
很多人拿胡适反对GCD来说明他对GMD的支持，进一步比较所谓的国共两dang谁好谁坏的问题。
其实胡适在台湾之后，也一直批判蒋介石，蒋经国等人，甚至怀疑孙中山的一些事情。因此他与GMD之间并不像某些人想的那么“和谐”。
胡适早年一直是对共产主义有好感的。至少在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他一直是这个看法。
他曾经有机会参观去苏联，参观了苏联官方人员带他参观的一些场所，但从书中作者的考证我们发现，实际上他在苏联参观的时间仅仅三个小时左右。
我们可以想到，官方人员肯定是把好的一方面展现给外人，就像今天的大陆官方带领老外参观中国的一些设施一样。
难怪那么多老外认为北京上海那么发达，怎么还会是个发展中国家。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七)：胡适之先生二三事
前些天是胡适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一周年纪念，我在微博上为先生点燃了一瓣心灯，因胡适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和思想史乃至政治史上实在都是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要广阔。用一个例子来说明，1954年大陆倾全国社科系统之力，对胡适思想进行了大批判，其中包括“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历史和文学的考据”“红楼梦研究”等八大项目共几百万字的批判文章，这正充分说明了胡适思想的全面性——几乎是广义人文学科的每一方面。这个例子并不等于说胡适在所有方面都有高度的造诣，但仅在“开风气先”和“创新纪元”上，他所提倡的方法、观点和态度，毋庸置疑的都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其个人观察世变的深远与为人胸襟之宽广在激情燃烧的世纪风云中也几乎无人可及。
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一书探讨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史进程中的作用，探讨了胡适个人史上颇多存在的或大或小疑点的篇章，还胡适一个本来的面貌，此间每日阅读凡一二章，有感而言，试举一两例。
其一：
胡适先生日记全集中保留了大量反对他，批判他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档案，这不但在同时代，乃至各个时代，都不见于一般日记作者所能比肩的。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史称一二九运动的民族救亡运动，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以大学学生为主力所发起的以“反分裂、反割据”为主题的爱国运动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完整，这场运动给当时的国民政府带来较大的压力，缓解了中共在陕北的艰难困境。对于青年学生在国家危难时所应作的事情，胡适一贯有其主张——愈危难便应愈冷静，把握时机追求知识，“把自己塑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是实证主义者胡适一生所持的坚强信念。这一主张和青年激情之孰是孰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此处不做细辩。
适之先生在日记里真实记录了一个北大学生给他写的信，全文摘录如下：
适之先生：
《塘沽协定》签字以后，你曾替他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华北出卖了，你还替他辩护吗？唉，我的胡适之老师。
在这样危急的环境之下，凡属热血的青年学生，谁心中不比丧了父母还难过！激于爱国的热情放出一生惨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学们的猛醒，这你能说是不正当的吗？！这你能说是轨外行为吗？！倘若你以为这是不当，那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
今天一院的通告，你亲自撕下去了！在你撕的时候，你的耳朵还红了一红！我们看见你那样的心情，真哭笑不得！胡先生我们深切的知道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通（原文如此，痛字之误）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对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的去吗？
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了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
将来杀你的人启 十二月十日
这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所写的抗议信，满腔激愤，句句都加上惊叹号和问号。适之先生原封不动的摘抄下来，让我们深切而又真实的领会了当时一个普通爱国青年的激情，也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学者、一个为人师表者在一个大时代上的无奈之情。
其二：
从1937年9月至1942年8月，胡适在美国度过了5年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生涯，在美国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是讲演，内容当然是宣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为此，他险些付出了生命。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了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的讲演。当时，中国已经历了16个多月的全面抗战，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武汉和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中国所有的出海口通通被日本占领。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表达了一个新的决心:“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
为了让美国朝野各界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胡适参阅了费斯克的《美国革命》和贝密史的《美国外交史》等论著。他在讲演中援引了1777年冬天华盛顿统率美军在福奇山谷与殖民军鏖战的生动战例:当时士兵吃不饱，赤足在雪地行军，冻疮流出来的脓血印在洁白的积雪上……经过四年的顽强奋斗，终于在1781年10月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当时的处境正好比华盛顿军队当年在福奇山谷的处境。最后，胡适呼吁美国各界人士受公正观念和人道正义的驱使，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继续输入日本这个不人道的国家。胡适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赢得了美国听众的共鸣，《华盛顿邮报》曾经登过这样的文章:“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曾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会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
12月4日讲演之后，胡适与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荷洛德·雷格曼律师到一位朋友家宵夜。其时，胡适忽然站起来，说他胸口疼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胡适一杯白兰地，他一饮而尽。雷格曼委托另一位朋友彼得·格林送胡适回到旅馆。胡适睡下之后，仍然大汗淋漓。12月5日晨，他推辞了上午的约会，一直休息到11点。午饭后又抱病出席了纽约中国文化协会的活动，发表了题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的讲演，为时30分钟。回到旅馆，请医生检查，又做了心电图，才知道胸口痛的原因是心脏的一根血管受伤，一时梗塞，凝结了一个小血块。这是很危险的疾病，他被立即抬进了医院。医生说，昨晚的那杯白兰地也许救了胡适的命。所以后来胡适出远门，车上常放着一小瓶白兰地。这是胡适首次犯心脏病。胡适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距离此次犯病24年。
1941年3月，美日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谈判，试图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达成某种妥协。11月22日，赫尔国务卿约见胡适，出示了美国准备跟日本达成临时妥协的一份草案。24日，美日之间的妥协方案临近通过。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宋美龄也介入此事。蒋介石和外交部于25日密电胡适，训令他表示反对态度。26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日，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谒了罗斯福总统。
蒋介石对胡适在日美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软弱极为不满。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在这里，蒋介石视胡适为官僚、政客，对其在外交事务上无胆、无能的不满已见诸笔端。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然而，一度因这种形势而欢欣鼓舞的胡适的个人命运却发生了逆转。胡适愿为国民政府做“过河卒子”，如今“河”已过，胡适这个“卒子”就可以舍弃了。同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为了对胡适稍加抚慰，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给了他一个“高等顾问”的虚位。孔祥熙又给胡适发电，问他是否缺钱花，归国川资够不够。胡适于9月14日复电婉谢。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
偶有几茎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这是胡适1938年10月31日在赠送陈光甫先生的照片背面题写的一首诗。胡适后来在诗后加了一段短跋加以说明:“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全书共收三序三文，非常好看，出乎意料的好看。篇幅最长的是两篇长序：为联经出版社《胡适日记全集》所做的序《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为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作的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论学谈诗二十年》是为《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作的序，篇幅较短。三文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于题目观，便可知此书涵盖面之广。
阅读中正色端容时居多，乐不可支时也不少，因为有趣的部分十分有趣。那些严肃的论述，余英时先生写得既清楚明白，又意蕴深长。时不时挥毫写就的长句，一口长气，一气呵成，分明表达着极复杂且微妙的含义，却游刃得绰绰有余，还十分幽默，读来忍俊不禁，印象深刻。逻辑之谨严，层层之推进，更是篇篇皆是。
阅读此书，一方面享受着余英时先生清晰呈现的胡适先生澄澈、丰美的思想，不虚蹈的“启蒙”行动；一方面却难以自拔地深陷无奈、混乱的冥想，比如：如果有幸生在胡适先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那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此生何貌？只可惜，到今天那依然是梦想。
全书不到20万字，含量却相当大，我只拣两篇长序作些笔记，“心得”且不敢妄言，遑论“评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先生为“不自由，毋宁死”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到的依据，想籍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相通。我借来作此文的标题，因为觉得这恰是胡适先生的人生写照。
《胡适日记全集》四百万字，普通读者比如我，是不大敢去问津的。余先生说从晚清到民国，重要人物的日记，以史料价值言，远难有能与《胡适日记全集》比肩的。他说在一切涉及20世纪文化、思想、政治动向之类的论著中，他往往最先参考胡适日记。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内在线索，他将胡适的一生分成了几个阶段，并将各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相关联，给予诠释。全文读来脉络清楚，言简意准，对于概览胡适先生生平，了解一些被云遮雾罩的历史真相，都相当有助益。
作为一本大陆出版的图书，尺度已经有些让我惊喜交集，比如“一二•九”学生运动，比如蒋介石的所谓不抵抗等等。澄清，是一项浩瀚且艰巨的工程，打开一点是一点，再少都弥足珍贵。同时，围绕着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大小疑点，比如博士头衔，比如某段不为外界所察的恋情……余先生考据起也不含糊，有趣得很。那位胡博士，欲遮欲掩、涂涂改改的笨拙，欲盖弥彰得十分好玩。
胡适的一生，余先生将其划分成如下七个部分：
一、留学时期（1910-1917）
留美七年，胡适的“精神准备”时期，且与中国思想界的“新探索”时期吻合，于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针对胡适的博士学位与哲学造诣问题，余先生释疑为：论文缓缴；不能算是专业哲学家，但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足够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
二、“新文化运动”初期（1917-1926）
任教北大。是胡适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最重要且流传最广的论著大都成于此阶段。
三、“大革命”时期（1926-1930）
不到一年的欧洲之旅加上三年半的上海定居，胡适自言：“不算草草过去”。学术上，著述“约莫有百万字”；政治上，自1929年5月始，写了一系列批评国民党的文字，自由主义立场在与国民党的激烈争执中获得明确而具体的展现。
关于胡适1926年间匆匆三四天莫斯科行表现出的兴奋与好感，余先生认为在当时，胡适的确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有比较肯定的态度。直到1941年7月8日，胡适在密歇根大学作“意识形态的冲突”的演讲时，才第一次将之于纳粹和法西斯视为一丘之貉，认为其与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能并存。（P25）
四、侵略阴影下的新北大（1931-1937）
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长，主要心力集中在帮助蒋梦麟改革北大。但从1932年始，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和外交生活。与国民党进入互异中合作。主编《独立评论》五年，三次参加太平洋学会的会议，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为关注焦点。
通过日记中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内容，阐释胡适与青年的关系。这一节读得最觉惊心动魄，也长叹不已。救国的前提把自己铸造成器，这是胡适一生所持的坚强信念。抗战前几年，本诸这一信念，为避免青年学生的牺牲，他苦劝学生“安心求学”，但难抵“有组织的暗中运作”。直到晚年，追忆起这一段经历来，犹有余痛。
五、出使美国（1937-1946）
“九一八”以后，胡适一是出于和平主义的思想，二是深知当时中国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相抗，因此主张避战谋和，但胡适深知中日之间“和平终不可得”，早在1935年便预设中国需要独撑几年苦战，努力寻求国际援助，促成英、美向日本开战。他出使美国，便是为了实现这一构想。大使任上，胡适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使美、日交恶，一心一意把美国卷入太平洋的国际大战。1941年12月8日美国正式对日宣战，“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
卸任后胡适留美讲学。而这一时期的日记被余先生考证出了胡适与Robby（后来成为杜威夫人）一段“由浓而淡，化解得了无痕迹”，“并不很严重”的情缘。
六、内战时期（1946-1949）
1946年回国就任北大校长。此时的胡适，是教育、文化、学术、政治诸界的领导或象征性领袖，“俗世地位已达到顶峰”，日记于是简化成了流水帐。余先生“旨在认识《日记》中所见的胡适”的此文，被迫简化。
胡适仍然一心要办好北大，但内战局势下，“复兴北大”只能是一个圆不了的梦。政治两极化中，胡适虽拒不加入国民党政府，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国民党，1948年12月14日，告别北大，飞往南京。“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七、落日余辉（1949-1962）
1958年4月前寄寓美国，后返台就任中央研院院长。就算寄寓美国期问，胡适也频返台湾，以“自由中国”代台湾，争取延续宪政法统和言论自由，维护学术自由。希望台湾能够名副其实地成为“自由中国”——才有可能将民主和自由推广到整个中国。1960年代的雷震冤案以及随后的《自由中国》停刊，令他遭受了平生最大的精神打击。
另一长序是为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作的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对胡适的思想史进行了分析。
《胡谱》也是一部三百万字的大部头，余先生认为它是“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说如果能循诵一过，便可“对谱主一生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获得一极清晰而深刻的认识。”无力问津者如我，仔细读读这篇序就很好。依序略记如下：
一、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1917年因提出文学革命纲领而“暴得大名”，以二十六七岁的年纪，一跃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余先生详析原因，总结道：“在五四运动前夕，一般知识分子正在迫切地需要对中西文化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渴望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的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着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
二、思想革命的始点
思想革命的始点如果说是陈独秀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或者“拿英、美做榜样”、“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那都是和胡适非常接近的。而胡适提出的更简明的“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打破了长期以来思想的僵局，建立起一个新“典范”，“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中国近代思想史因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长期的精神准备
为什么恰巧是胡适？历史再有客观要求，个人也得具备主观条件。胡适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不但早有自觉，而且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留学时期他最关怀的便是“中西方文化异同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他之所以能够早早“暴得大名”，完全是他长期自觉地“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的坚持，并且选择了走“通才”而非“专家”之路。
四、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
胡适思想之全面——“几乎触及了广义的人文学科的每一方面。”“不但冲撞了中国的上层文化，而且也触动了通俗文化。”
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使新思想、新观念通过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报章杂志——直接传播给了广大的城市读者。而胡适白话文主张之所以得以建立，跟他留美七年所接受到的民主洗礼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使他能从理智上摒弃士大夫轻视老百姓的传统心理。胡适的思想不能简单以“西化”言，其基本方向是“取近代西方文化模式以改造中国传统”。
如果仅凭西学和白话文，胡适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思想领导权的。当时“中学”或曰“国故学”界，虽有经史子集之分，但研究方法都建立在考据和辩伪基础之上，胡适的治学途径恰巧自始就走的考据之路，而且他运用上了西方的逻辑知识。他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课程，“截断众流”的魄力，将几位旧学基础不输于他的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出版，使其影响从北大传布到了全国，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坚固地建立了起来。
五、胡适的思想形成
实验主义是胡适生活和思想的向导，是他的哲学基础，他将其视为一种科学方法。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和杜威使他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所谓“科学方法”最简扼的表述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六、方法论的观点
胡适能将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他自称杜威的信徒，更多却是基于方法论的层次，至于杜威学说的具体内容，他并不当成天经地义的信条。他坚持“方法”比学术本身更具客观性。具体来说，在方法论上，他将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
七、实验主义的思想性格
从多方面分析了胡适所介绍的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于中国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实际而相关的。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学，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安排秩序，或重建秩序，以期“改变世界”；杜威的实验主义恰好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
八、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
那么，以胡适所代表的新思潮为什么抵挡不住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呢？胡适是一个“启蒙”似的人物，做的都是“开风气”的工作，之所以能取得那样的影响力，恰恰来自他明白清楚的科学方法和合乎逻辑的白话文。科学方法的本质却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而不能提出涉及整个社会的行动纲领。
在《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一文中，余先生写道：“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是始终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所以最后摘抄一段他认为最能代表胡适民主精神和信念的话，为此文作结：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来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1947年8月1日，胡适在北平作《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的广播演讲）
（请勿转载）
为他建了一个相册：
《胡适先生》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7659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