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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就是我，我就是书。

　　——杜拉斯

　　20世纪集中了太多的悲悯与无奈，无数踽踽独行者为了内心的向往，因了世俗的污浊，用鲜血写下最后的诗篇。从叶赛宁的“活着，不比死更美”，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一份对创作纯粹的渴望，格调天成。想起杜拉斯，那个“将忧伤画在眼角”的女子，她是极端唯美的实验型作家，对历史具有俯瞰式洞察力，喜欢将回忆表现得富有张力，深邃而悲绝。她是心灵的朝圣者，对灵魂无比忠诚，写作于她，有着最原始的意义。“何必要知道呢，有他们的书就够了……”她对写作的纯粹有着如幼童般执着的追求，她的《情人》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至今仍是让心灵栖息的不朽经典。其中“当一个人开始回忆时，他就开始变得苍老。”“同你那时相比，我更爱你那备受摧残的容颜。”更是她瞬间成就的永恒。然而铺天盖地的赞誉令她不安，当她心灵的净土不再平静，她对写作的热情便走向另一个极端。“写作是一场暗无天日的自杀”；“写作时身处绝望，步入死亡之中”；“杜拉斯，我烦透你了”……她无法接受功利的写作，至死都坚守着她的格调，忠于自己，忠于文字，忠于灵魂。这是，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女子的格调。

　　而席慕蓉则是忠于自己的另一个典型。与杜拉斯不同，她的格调是在后来慢慢摸索得出并为其倾出所有。在那个相信诗歌的年代，她用缠绵的诗行温暖了无数少年的梦境。“古井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她擦亮了多少人朦胧的憧憬。但那毕竟，只是过去。如同一场燃烧，在席慕蓉46岁的年华——“人说／唐朝时一匹北方的马／要回十匹绢／而如今／我空有四十年的时光／要向谁去换一片北方的草原”；“请为我唱一曲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语言／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她沉溺于草原上的一切无法自拔，将诗集取名《飘蓬》，以求其本根。深知无数人朝圣般想见到写《七里香》的自己，但她不回头，仿佛是用积蓄一生的力量，来完成今日的跋涉。诗歌已经无法承载她的激情，她写下散文甚至是长诗，去纪念她的飞扬红裙，她的折翼之鹰，她的英雄噶尔丹……

　　诗人蒋勋问她：“你绝不觉得自己走了很长的路，现在才刚刚开始？”

　　她笑，不语。冯秋子曾写过，草原上的一切过往，在老人眼里，是一场风。我想，于席慕蓉也是这样吧。那一卷瘦长的风，将载着她的格调，虽是改变，虽然迟来，却找到真正归宿真正源头的格调，忠于自己，永不停息。两个女子，如此坚定，淡定，是写作的格调，亦是生命的格调。这样的格调，是写作者必须坚守的信仰。我看过一些当今很有名的青年作家十几岁写的文章，言辞清澈，对文字抱有原始而纯粹的虔诚与敬重，最终却不免落得商业化。想到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罪与罚》并不注重对情节的掌控，只是随心地在与情节无关的地方进行冗长的描写——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为了接近自己的内心而不惜远离读者的人，即使是在现在，也是这样。

　　卡夫卡说：“那些次要的事情以可怕的方式枯萎着，只有这一描述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才会令我满意。”文学的世界里从来都是千丝万缕，但我仍相信，这种忠于内心的格调，会使人有勇气在此披荆斩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