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日记》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行日记》是一本由[法]罗兰·巴尔特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软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一)：中国行日记
罗兰.巴尔特随《原样》杂志代表团于1974年来华旅行，为期二十余天，五个城市。其日记记录了旅行见闻，间有些自己的评论。
事无巨细，一一纪录，不免雷同重复让人疲倦，这也正是作者的感受。
纪录中有跳跃，许多简短的概念符号、无关联不连贯的短句，看得不明所以
行程中即使在同一情境里，前一句还在对眼前事物表示厌恶，发现喜欢的东西也会表示赞赏。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二)：斜眼儿
罗兰巴特1974年来中国旅游的时候，全国上下正值批林批孔，无论去工厂、农村、还是学校，他撞上了同一堵墙——由他称之为“砖块”的俗套单位砌的。两年前，中国人民的坏朋友、两面派安东尼奥尼也在这堵墙上撞得满天星光，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旅行社给他们安排了相似的旅程。
为什么说他们是旅游呢，因为这种“没有任何偶遇事件、皱痕，没有任何俳句”的意识形态之旅，和商业旅游差不多。不过后者还是有明显的文化感，虽然那也只是个标签；而罗兰巴特的中国之旅让他很恍惚，他一直觉得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三)：8：dull
“我的寫作在這個國家是失敗的，找不到任何東西可記、可列舉、可劃分。”
即使是現在的中國也讓人在心靈上感到（本質上的）沈悶，所以讀1974年的中國行讓人無聊得胳膊回不了彎，但還是平靜地記了十幾頁筆記（就像忍受本質沈悶的生活）。腔調跟Barthes差不多。
他好像經常頭痛，後自診是受壓抑的精神不自覺地反抗。對茶水的狀況的十分關注，就像在意好看的有吸引力的男孩子；他也觀察女人們。茶水只是肉體舒適的一部分，食物占了很大比重，旅館的床和天氣也很重要。最後的結論是：跟日本相比，中國並不是不舒服的。我感到的驚奇的是他們的旅費和一些紀念品的價格，說這個國家樸實真是太沒見識的一種做法。
恪守專業地記錄了許多現場材料，評價很少。讓人跟作者一樣煩悶。所有自然景觀的描述幾乎都是“跟荷蘭／法國／曼谷etc一樣”。似乎這個國家只有白雲跟樹是熟悉的，而其他一切都是沒有可比性的，按“生活在語言中”的話，都是在俗套、說教的磚塊壘砌的建築之中。
想起諾冬的妙語：中國是一個有風扇的國家。＝D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四)：抄书
托J学弟自国内带来罗兰·巴特1974年访华时所写《中国行日记》，今早读完。
巴特在如火如荼“批林批孔”的中国走马观花，所见皆俗套”多格扎“、”砖块“堆砌，难于深入平庸缝隙：“所有这些记录，大概都将证明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是失败的（与日本相比）。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
关于艺术：“只有（书法）这一样东西是漂亮的，其余都是苏联式的现实主义”；
“儿童在撒种子（而在我们国家，儿童在相互爱慕）””；
“母系制表现得很广泛。母亲的出现和重要性。女孩子们都抛头露面。男孩子们被贬低”；
“他们频频地拍照。一旦他们都有了相机，那将是可怕的事情，就会像日本人那样。”
“信息的完全封闭，所有信息的完全封闭，性政策的完全封闭。最为惊人的是，这种封闭是成功的，也就是说，任何人，不论他逗留的时间长短和条件如何，都不能成功地在任何一点上突破这种封闭”；
“被儿童化的成年人。被成年化的儿童在使成年人儿童化”；“新颖性已不再是一种价值，重复也不再是一种毛病”
“在这个国家，只有政治说得上是文本，也就是说，只有政治说得上是能指——不管怎么说，没有艺术！”；
“在不发展智力（思考）的情况下，能发展政治意识吗？能从政治上使其他方面具有敏感性和使其变得幼稚吗？……这种人性在政治上进行殊死斗争，竟然为了……自我幼稚化。孩子是大人的未来吗？”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五)：罗兰-巴尔特的中国行
1974年春天的中国大地，依然笼罩在“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运动让所有人都再次沸腾起来。这时，罗兰-巴尔特一行五人来到中国。
他们在24天中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和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大学，并浏览了沿途名胜古迹。
在这本日记里，用的最多的几个词语分别是“俗套”、“砖块”、“色情”！
首先说说“俗套”，在这一文中，罗兰-巴尔特在评价参观过程中接待人员与各个领导的发言，就用了“俗套”一词。可见，这里的“俗套”就是一种官话、套话的形容。当然，“俗套”的不止是语言，还有整个环境都是“俗套”的。整齐划一，统一观念，统一想法使每个人都落入了“俗套”。在审查和压抑中，为了和别人一样，就必须做到“俗套”。
“砖块”一词就是堆积起这些“俗套”语言的基础。我们将这些“砖块”搬来构建自己的言语，得到千篇一律、一模一样的语言。“砖块”的运用让人们不需要考虑自己所说的内容，只要进行堆砌就可以了。
罗兰-巴尔特一直想要找到一些“色情”意味在旅行途中。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色情”意味显得弥足珍贵。千篇一律的服装和表情哪里来的个性、特色、怎么可能有“色情”？
在罗兰笔下还有很多内容，他通过他的符号学知识出发，想要找到中国的特色。在当时的情况下，看来符号都是模糊不清的。在安排好的路线，安排好的旅行中，只看到了想被他看到的东西。
整本笔记的态度实际上是否定的。在他的笔下中国死气沉沉，所以人似乎生活的像机器人一般。在“俗套”中度过一生！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六)：一次不愉快的旅行
从动身前洗澡忘了洗耳朵开始，罗兰·巴特的“抱怨”仿佛就没消停过，无色情的国度、统一的服装、清一色的儿童表演、动则“批林批孔”的闹剧……尽管他对中国的川菜、核桃糊、馒头还饱有一丝赞扬，但是天天偏头痛的他最终还是把这次旅行归结为一场不愉快的经历。
读罢此文，于我来讲最大的感受无非两点：
一、巴特是一个难伺候的老头。但凡思想独立、标新立异的人都难伺候，因为他们总是在8000米以上的高空俯瞰；而当时的中国，正值“文革”之秋，所以一切“抱怨”都是正常的。
二、是不是法国的gay总是对十六七岁的少年情有独钟？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钟情于舞会邂逅的十六岁美少年，觉得他的眼中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那是见惯了世间一切丑恶的成熟；而巴特，也钟情于“文革”期间遇见的中国美少年，觉得十六岁的嘴唇是最性感的，一旦过了这个年纪，这性感就没有了……
总之，是一本值得看看的书，未必称得上好书，但终归能够看进去。
现象学式的记录。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七)：那么，这就是中国吗？
1974年，林彪已坠机，文革临近尾声，“四人帮”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这一年，罗兰•巴尔特应邀访华，北京-上海-南京-洛阳-西安-北京，在为期20多天的旅途中写下了三本日记，就是后来的《中国行日记》。
彼时的中国在这位法国人眼中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陌生世界，如果以影像的形式重现，恐怕就连中国的青年也会感到陌生。所以，罗兰•巴尔特只能用一些零散的关键词和简单的句子将自己看到、听到的信息尽量的记录下来，并在一些记录的后面都加上了点评——那是一些充满讽刺的点评，却是30年前中国的真实图景。他用笔拼凑出一个碎片式的中国呈现给后来的读者，1974年的中国是这样的：
1.1974年的中国是没有性欲的国度，“发型都是规则的，零度的衣饰，爱美之荒芜。”智慧就等于性欲，所以1974年的中国是昏庸的、暗淡的、无聊的，“以废除色情为代价”，换来了“平等”的社会。
2.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每一天都在继续。相反，林彪则说，“文化大革命”一举清楚了反动派。谁说的对？当然，在1974年，林彪是错的，但林彪主张的物质刺激和专家治厂、克己复礼，现在看来，他是对了，可他“成了每两分钟就被提到的适宜各种场合的替罪羊”。
3.你读过黑格尔吗？——没有，如果实践中没有这种需要，就不读，我们阅读与我们的实践有关的东西。——他们读什么？也许是《毛主席语录》。
4.一位妇女发言：在一个3000吨的船坞上，能造1万吨的轮船吗？技术人员说不能。但是，工人革命群众在相互商量之后说能。——书中到处可见这样的官腔，说话的人自己相信吗？
5.一位老人介绍：1972年，以为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人……但是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安东尼奥尼是个两面派：他不拍摄六层楼，只拍摄那些留做参观的小屋（保留下来是为了教育孩子们）。当时，安东尼奥尼为了拍摄，竟滚了一身土！他在诽谤中国人民。——但我们真要好好感谢这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大师。
6.每天吃这样的饭菜，一个月下来要花17元。把剩下来的钱存进储蓄所，帮助革命。
7.一周以来，一直没有法国的消息。国家被取消了，被吹走了，被虚化了。——中国中心主义。
8.患者的病有心理原因吗？有的，但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引发溃疡的心理疾病很少。通过唯物辩证法可以治愈。——结论：社会主义包治百病。
那么，这就是中国吗？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八)：罗兰•巴特到此一游
1974年，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中国大使馆正式邀请了由法国《原样》杂志的编辑、撰稿人组成的知识分子团体来华访问，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罗兰•巴特与茱莉娅•克里斯蒂娃便在其中。
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次重要的旅行。这些自费到访的观察者都是带着稿约和创作计划而来，在他们身后是从没到过中国，不识中文，对这块封闭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全无了解，却大多都是“中国”的拥趸的法国知识分子群体。这个带引号的中国是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想象，也是他们与学生们在1968年走上街垒，掀起“五月风暴”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当这个引号在亲身接触中得以去除，结果却颇让人感慨。
在回国后发表的《好吧，谈谈中国》一文中，罗兰•巴特说自己“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而看起来又那么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他摇动知识之树，然而这一圈走下来“什么也没有落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的答复外）：空无（rien）。”三十多年后，当罗兰•巴特当年记下的《中国行日记》得以翻译成中文出版，透过这三本经常停止对各类介绍的记录，转而写下对身旁男子的关注的日记，或许我们能明白他的无奈，明白为什么与他同行的克里斯蒂娃干脆在此行之后，放弃了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的关注。
在《中国行日记》的最初记录中，初到北京的罗兰•巴特兴致高昂，觉得周围的“这一切都具有魅力”，开始用“色情”的眼光打量周围。“色情”在罗兰•巴特那里并不完全是贬义，对色欲表现或情欲符号的观察，甚至可以算作他对自由程度的一种特殊考量。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罗兰•巴特开始惊讶于广场上统一的着装，规则的发型，开始隐约担心自己没法说清楚无性别差异的中国人。这是一场毫无意外的旅行，看到的一切都因“旅行社的官员连续地、寸步不离地出现，才阻碍、禁止、审查和取消了出现惊喜、偶遇时间和俳句的可能性”。工厂、社区、大学，每到一处听到的无非是各种“俗套”和“砖块”，“过去很糟糕，现在很幸福，感谢毛主席”的三段式介绍，“没有个人习惯用语”，转瞬即逝的“性格”显露，三个星期的旅程就像是“强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修”。
罗兰•巴特的这次自费旅行，和我们游览名胜景点经常遭遇的情绪过程一样，起初是带着向往，继而失落，最终是幻灭。这个期待中的国度最终成了诠释学的终结之地，在《好吧，谈谈中国》中，罗兰•巴特写到，“我们把符号的喧闹留在身后，走上一个很辽阔，很古老又很新的国度，在那里，意指过程低调(discrète)以至罕见(la rareté)。这时，一个新地方出现了：微妙（delicatesse）的，或者这样说会更加合适（我冒险使用这个词，哪怕稍后就将加以修改）：平淡的（fadeur）。” 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到此一游足以概括。
罗兰•巴特此后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们无从知道他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会作出何种有趣的观察。与他同行的克里斯蒂娃倒是在2009年又来到中国，这一次她是拿着法国政府的差旅费来的。这一次，克里斯蒂娃甚至不愿意提起自己作为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她只想说自己是拿了政府的钱替政府来办事的。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她这次来关心的话题，她是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搞清楚中国人到底怎么看法国、怎么看法国文化的。这一次失望的是中国人。与克里斯蒂娃接触过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感叹，“当年保加利亚的少先队员已经被巴黎成功地改造成一位资产阶级的雍容贵夫人了”。真是奇妙，三十五年过去，双方的感受居然掉了个个儿。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九)：论同性恋者如何在俗套砖块中用二十四天将性欲减为零
初读罗兰·巴尔特。
日记是以一种非传统日记的形式记录的，我猜想可能更接近于我现在读书的记录方式，这是一本笔记汇总。当然，也被称为现象学的一种做法。
前文缓缓进入，有一种潮湿的感觉。随着记录伴随罗兰到达中国北京，这种潮湿感迅速消失，转而变成了现在可以感觉到的平壤的空气。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对陌生大陆上的种种男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近乎色情的注视。当然，色情在他的字典里面是极其美好的。
他对同行的伙伴只有简单的描述，不是在一起开会，就是在灌茅台。所以他来的目的很鲜明，就是想来正面看看东方的这个封闭国度，来看一切。但是他失算了。
在漫长的旅途中，他结识了说法语的各类华人，然后总是被150个零时凑成的中国人围观尾随。继而转入无数次的批林批孔盛宴中。他把这种扯着蛋疼的经历归结为了俗套，然后把每一次的事件用砖块把它们量化。这兴许是法国人特有的自嘲与娱乐，读来数次笑出声响。
随着火车的步伐，罗兰对中国广大男性的注意力越发减少，以至于到最后，面对身形健美的体操者的时候，也已经话锋转向了讽刺和无奈。这样一个老人，能够有限地保持这种对同性的爱的追寻是相当不易的。然而，在一个没有情色的国度，色情变得太过奢侈了。
性欲在各种批斗中，在各种砖块中是无法幸免于难的。留下的只有暴力性欲，而不是罗兰带有浪漫色彩的美学性欲。
摘抄了如下的一些内容。最后一点感受：越是妥善的导游与游伴，越是远离真相。如果旅行的目的是为了真相或者真实的话，我们可以不要人的陪伴。
一个没有皱痕的国家
白马寺无法参观的原因不是正在修缮，而是已经被焚毁。
只要我们想过去，人们就闪开让道。
一位革命委员会主任，每月240元。
我们与旅行社在一起，我们是穿墙者，我们穿越火车站的墙，旅馆的墙，工厂的墙，从来不停下来，不搞什么仪式，不作什么检查。
我被剥夺的东西：咖啡，生菜色拉，调情。
一些少先队员向我们鼓掌。总是这一套！
离场时，也是不可思议的：全场都站立了起来，形成了人做的篱笆，向我们鼓掌。我们的汽车周围都是人。
国王般的旅行。
整个旅行：躲在语言与旅行社这两层橱窗之后。
人民群众是可爱的。
显然，在这里，分这个都与汽车有关。
真正的满是平方的小街道，有魅力。
被儿童化的成年人。
被成年化的儿童在使成年人儿童化。
儿童就像是为成年人演出的节目。
这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议吗？似乎有人这么说，他们真的是旅行社的吗？
阶级斗争优先于“发展生产”。
马克思回答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家庭能会消失。但是，家庭，因时代不同，历史实际是很不相同的，例如：父系制=私有制，家庭=生产单位。资产阶级家庭=金钱关系。因此，家庭的性质应该改变。但是家庭永远不会消失，家庭永远是一种人类的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应该发展，并永远不能倒退。不等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年轻人梦想着用无序的性关系来消灭家庭：那便是返回到原始社会。
结论：三种赏识，两种抵制，一个问题。
一、1.需要得到了满足
2.阶层的混杂
3.风格、伦理
二、1.俗套
2.说教性
三、权力之地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十)：罗兰巴特你到底有多怨恨索莱尔斯啊？
在一个感冒的日子里，恰好也就是他们中国行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一号航站楼的日子，我窝在被窝里，把卓越送货小弟刚刚送来的《中国行日记》看了一遍。
巴特的洞察、欲望和抱怨就不说了。让我感兴趣的是：巴特你到底有多怨恨索莱尔斯啊！抓住一切机会，酸溜溜地讽刺这位“代表团团长”。
学术上的：
“索莱尔斯也是借助于运动来进行，这一点令人讨厌：他总是一个时期接一个时期地不停地攻击同一点，每一次都用有所变化的实际例证、玩笑等。现在，便是攻击作为宗教和唯心论者帮凶的拉康，等等。”
“每当索莱尔斯主动和挑衅性地发表一通马克思主义的讲话、每当他使唯物主义成为某种直接陈述句的时候，他便忘记了言语活动，到头来，他就不再是唯物主义者了。”
“自我中心主义在政治上的重现：索莱尔斯依据法国共产党来理解法国共产党，依据中国来理解中国，等等。”
人品上的：
“唯一需要我对其有点耐心的人，肯定是索莱尔斯。他哄骗着中国人，而中国人天真的一笑又突显了他每一次回答的巧妙。”
“乘小面包车旅行是艰难的，因为这种旅行成了索莱尔斯为迎合翻译的意愿而大讲特讲的机会。”
“这是一次哲学教授予索莱尔斯之间的争论，后者充分地享受着这种二重唱：他在说！他是头头！”
眼力见儿上的：
“索莱尔斯还在宗教上纠缠。俗套类型：强烈的愿望。”
当然，有一个反感是我深表认同的：索莱尔斯这厮居然提议在旅行面包车上唱革命歌曲（而且还不是在去延安的路上）！或者，这个如今导游们都喜欢的砖头是他烧出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日记的第一页就有提示：巴特在公共场合亲了一下索莱尔斯的手，搞得后者很紧张，一再地问：“你担心别人看见吗？”巴特很傲娇：我本人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担心。
当然，问题肯定跟克里斯蒂娃有关。但这种关系会是什么呢？怨恨索莱尔斯的背叛，居然娶了女人，还是我的学生：这是一个同性恋者的“正常反应”。但会不会是另一个方向的呢：怨恨索莱尔斯抢走了自己的学生？其实，很多资深的男同性恋者总会遇到那么“一个女人”，譬如蒂尔达·斯文顿之于贾曼，西尔薇·吉莲之于努里耶夫，我觉得，克里斯蒂娃对巴特也是这么一个唯一的女人。可惜，她居然就嫁给了高富帅。
其实，在一篇索莱尔斯的访谈中，还有一些有趣的料儿：
那次，索莱尔斯本来是想把拉康也拉去的，但最终没有成功。因为（据索莱尔斯说）：一是拉康一想到自己可能要服从这个晚辈团长的命令，就浑身不舒服。尽管最后中国大使馆专车去他的住所迎接的举动感动了他，但还有个二：他想带一个女学生一起去。这可太过分了，索莱尔斯说：“我没有带情人。是的，我带的是夫人。还有另外一名成员想带上他很多年以来每夜都少不了的一个男友（这一定说的是巴特！），结果呢，不用说，不可能。”
所以，索莱尔斯能不攻击拉康吗？巴特能不怨恨索莱尔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