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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故事，从18世纪中叶开始成型，而且不断扩大其影响。

也许是因为整个社会在物质方面有了极大改善，这三个故事才可能出现。但是，在心理层面上，它们只能使社会地位低下的生活愈发令人难以忍受，而且，导致愈来愈多的焦虑和担忧。

第一个故事，富人而不是穷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几个世纪来，正统的经济学观点都认为，在我们社会里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劳动阶层。而富人们只是一味地挥霍资源和财富，以满足他们对奢华生活的追求。

亚当·斯密承认，人们很容易把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人，视为“社会害虫、凶残的巨兽和吞噬所有小鱼的大鱼”。但是，亚当·斯密认为，他们错了，社会的财富并非是有限的，只要实业家和贸易商有雄心且有毅力，社会的整体财富总是能够无限地扩大。大鱼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小鱼，而非吞噬小鱼。大鱼不断地花钱，这样，小鱼才有了工作。大鱼也许倨傲无理，他们的种种劣迹通过市场的运作却变成了善行。斯密一段话也许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中最为着名的一段话：人愈贪婪，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愈大。

反之，穷人的形象就不那么美好。既然富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穷人在社会结构中只承担着逆来顺受、功能性的角色。他们基数庞大，享受社会福利，依赖慈善机构，有过多消耗社会资源之嫌。物质上本已相当匮乏，而今这个故事还要让穷人在精神上因富有阶层的轻侮而难以抬头。如此情形，如果诗人们还要写诗歌颂“高贵的农夫”，恐怕就非常不合时宜了。

图 / Eugen von Blaas

第二个故事，身份同德行相关。

传统基督教的核心理念认为，人的身份同德行无涉。耶稣是救世主，他也曾是木匠。彼拉多身居高位，却罪不可赦。如果将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同其德行划上等号，是不可理喻的。一个人可能聪明善良、思维敏捷且富有创意，但他可能是一位扫地工人；一个人也可能懦弱无能、颓废堕落、残忍成性且愚不可及，他却是一国之君。

过去，贵族阶层多是世袭其家族的钱财和庄园。而今，在精英统治的经济体系下，富裕阶层凭借的却是自己的个人奋斗。他们的致富能够体现个人的价值，这是先前的贵族阶层从未体验过的。另一方面，现今穷窘的底层民众也多了一份羞辱感，这也有别于先前的农夫们：先前的农夫们由于被剥夺了生活中的任何机会，他们无需为自己的境况感到羞辱。

在新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年代，那些未获成功者要回答，为什么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优秀、聪明和有能力的，却仍然那么贫困？这个问题从未变得如此棘手和痛苦。

图 / Vittorio Reggianini

第三个故事，穷人是有罪的、堕落的，他们穷是因为他们蠢。

在19世纪和20世纪，有不少人愿意代表穷人来探究导致他们贫穷的症结。答案虽是众说纷纭，而在那些思想激进人士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穷人的愚昧和堕落。

在精英崇拜的社会温床上，渐次萌生这些越来越苛刻的观念。在其影响下，人们开始认为社会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自身素质，那些杰出的人一定会迈向顶层，而那些懒汉们也注定要终身在贫困线上挣扎。人们也开始认同这样的观念：慈善、救济、重新分配财富或奉献爱心等社会行为已经几无必要了。

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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