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庙》译文及赏析
《清庙》译文及赏析
《清庙》译文及赏析1《清庙》
先秦：佚名
於穆清庙，肃雍显相。
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
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清庙》译文
美哉清静宗庙中，助祭高贵又雍容。
众士祭祀排成行，文王美德记心中。
遥对文王在天灵，奔走在庙步不停。
光辉显耀后人承，仰慕之情永无穷。
《清庙》注释
於（wū）：赞叹词，犹如现代汉语的“啊”。穆：庄严、壮美。清庙：清静的宗庙。
肃雝（yōng）：庄重而和顺的样子。显：高贵显赫。相：助祭的人，此指助祭的公卿诸侯。
济济：众多。多士：指祭祀时承担各种职事的官吏。
秉：秉承，操持。文之德：周文王的德行。
对越：犹“对扬”，对是报答，扬是颂扬。在天：指周文王的在天之灵。
骏：敏捷、迅速。
不（pī）：通“丕”，大。承（zhēng）：借为“烝”，美盛。
射（yì）：借为“斁”，厌弃。斯：语气词。
《清庙》鉴赏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清庙》创作背景
关于此诗的背景，郑玄认为此诗作于周公摄政五年。但对此历代学者尚有争论。有人认为此诗作于周成王七年，也有人认为作于周昭王时期；有人说是周公所作，也有人说是周武王所作，还有说是周成王所作的。
《清庙》译文及赏析2题解：祭祀后稷，祈祷丰年。
【原文】
思文后稷1，克配彼天2。立我烝民3，莫菲尔极4。贻我来牟5，帝命率育6，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7。
【译文】
追思先祖后稷的功德，丝毫无愧于配享上天。养育了我们亿万民众，无比恩惠谁不铭刻心田？留给我们优良麦种，天命用以保证百族绵延。农耕不必分彼此疆界，全国推广农政共建乐园。
【注释】
1。文：文德，即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功德。后稷：周人始祖，姓姬氏，名弃，号后稷。舜时为农官。
2。克：能够。配：配享，即一同受祭祀。
3。立：通“粒”，米食。此处用如动词，养育的意思。烝民：众民。
4。极：极至，此指无量功德。
5。贻：遗留。来：小麦。牟：大麦。
6。率：用。
7。陈：遍布。常：常规，此指农政。时：此。夏：中国。
【赏析】
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本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本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周颂（包括《思文》）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周代先王的颂扬尤为热烈。周武王以“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在牧野伐灭“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的纣王，建立起西周王朝，救万民于水火。王室为光宗耀祖，百姓为感激解放，这就造成了对新政权、自然也包括对新政权先王们热情讴歌的盛况。
《思文》篇幅之简短，恰恰反映当时政治之清明，国势之强盛，这与鲁颂中冗长不堪且有媚上之讥的《閟宫》的可悲创作背景适成强烈对照。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历代众多学者形成了《思文》为周公所作的强有力的共识。诗篇是盛朝的颂歌，作者是盛朝的大圣人，这一共识的形成也极自然。《诗经》中的多篇作者都归之于周公，此处不具论，而《思文》一篇却未必如是。
孔疏引用《国语》，说“周文公（即周公旦）之为颂曰‘思文’”，其实不确。《国语·周语上》载芮良夫所说的一段话中，原文是：“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并未言是周公所作。到了韦昭注中，才成为“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于天”。但是韦注本意只是说《思文》的内容乃反映周公所“思”，并非即指为周公所作，应当不难分辨。看来，是孔疏将《国语》原文与注文误融为一体，牵涉周公，并认定《思文》出自周公之手。这一误认，影响大而深远，以致成为后世诸多学者的共识，虽无伤大雅，总不免让人感到一丝遗憾。说无伤大雅，是因为《思文》确实也体现了周公的思想。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三世，于强国、灭商、平乱，功勋卓著，而重农保民又是其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可见，就理解《思文》的意旨而言，确实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周公；但是，就此认定周公为作者，终究不可取。要确认周公为《思文》的作者，还必须有早于或至少与《国语》同时的确凿证据，因为现有的确认不过是基于《国语》的不可靠的误认。《诗经》中凡无确凿充分证据而定为周公所作者，均可作如是观。
据《毛诗序》所言，《思文》是“后稷配天”的乐歌。后稷之所以“克配于天”，在《生民》序中说得再明白不过：“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后稷配天”的祭祀称为郊，即祭上帝于南郊的祭典。古人祭天（亦即上帝）往往以先王配享，因为人王被视为天子，在配享中便实现了天人之间的沟通，王权乃天授进一步确认，于是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巩固政权内容的具体落实，而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这种天人沟通的努力，今天看来虽然过于原始、刻板，但在古代，尤其是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其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试想，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是何等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自然不是说《思文》毫无艺术性）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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