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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插门」在当地，不是件光彩的事，村里也对俩人的亲事风言风语。久而久之，邹道花有些不乐意了，她便拖着一直不肯领证。
急于结婚的邹昌力大失所望，情绪也急转直下，终日借酒浇愁。
98年初的一天，他喝得酩酊大醉，把酒瓶子狠狠砸在地上，指着邹道花骂：
「你莫气我！要是我伤了心，要死便不是死我一人，有好多人死！」
见邹道花不吱声，他又大吼道：「我去炸车！火车上不去，就上汽车，炸死好多人！」
邹道花吓坏了，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满脸胀红的男人安抚下来。
没想到，过了两天，母亲范才女又数落他：「你个无用儿……自己老婆都看不住，道花肯定会跟人家结婚。」
一句话把邹昌力梗在那里，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气得锁在里屋，一整天都没迈出一步。
邹道花来寻他，也没敲开门。
转头一早，邹昌力便出了门，去镇上找了家玉明旅社打工。
在旅社里，他见到一个气质特殊的男人，每到闲暇时，就会取出几张白纸，在上面涂涂画画。
邹昌力觉得好奇，便上前攀谈了几句，没想到一见如故。
这个男人，正是曹军。俩人互诉衷肠，彻夜长谈彼此多舛的人生。
和他一样，曹军也出身贫寒，早年辍学。但这个男人偏偏爱上了文艺，会好几种乐器，爱文学，也爱现代诗。
所有爱好中，他特别痴迷于画画，梦想有一天能开自己的画展。在厂里时，他愿意和工友们聊的，来去就是这个。
然而，理想再美好，现实却冷得像冰。
曹军的家庭显然支撑不起他的艺术梦想，可他又不愿自食其力去做苦活。在罐头厂干了一个多月，他便觉得太辛苦，拿着些积蓄到处流荡。
他背着吉他，一路去过武汉，到过南京，也去了广州，最后去到了儿时憧憬的那个地方：黄山。
黄山的美令他神往，他觉得自己艺术灵感有如泉涌，每天都不停地画。
自己觉得美好的地方，他就暂时留下来，在山路上支个小摊，卖画。
遗憾的是，光顾者寥寥，而他已然花光了所有的钱。
在仙境般的美景中，曹军一次次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觉得自己的艺术作品无人赏识，不如在这山顶一了百了。
但终究鼓不起勇气，只得作罢。

下山后，曹军走投无路，只能回到武宁县，挑了个相对清闲的旅社打杂干着。

就这样，两个男人没日没夜地抽烟、喝酒，聊着自己的往事。
「来，你抽一口。」邹昌力几乎每支烟，都要跟曹军你一口，我一口地抽。
「昌力，我给你来一段吉他吧。」
曹军从床头取下旧吉他，动情地弹唱起了《大约在冬季》。
邹昌力抽完最后一口，把烟头甩在地上，大声鼓掌喝彩。
「昌力，我不想活了。」
「我也不想活了，没钱，没女人，活着没劲。」
曹军一下把邹昌力按倒，「去他妈的，不快活下就死？」
第二天，俩人结伴离开旅社，住到了邹昌力的家。
据旅社老板娘，以及邹道花描述，曹军就睡邹昌力的床上，俩人盖一床被子，连一颗花生米都掰俩半，互相喂给对方吃。
一到深夜，俩人就嘀咕个没完。
当时谁也不晓得，他们在酝酿多么残忍可怕的事。
2月7号那天，邹昌力带着曹军上了山，去自己呆过的矿上，跟保管员葛运春偷买了10公斤硝铵炸药，用编织袋装着，藏到了自己一个远方亲戚家。
2月10号，天还没亮，他们便离开了玉明旅社，取走了炸药，远赴武汉。
4天后，俩人离开长堤旅馆，一前一后上了1路公交车。
10点08分，按照计划，邹昌力把炸药从座椅下向右拽出一些，坐在他身后的曹军起身，蹲下身子，点燃了引线……
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制造爆炸，拖上一车无辜的人一起死。唯一确定的是，这两个厌世的男人，已经心理彻底扭曲变态。
坊间猜测，他们之所以选择2月14日作案，就是想在情人节这一天殉情。
是真是假，无从考证。
06
仅仅耗时45天后，3月29号，警方便宣布武汉「98·2·14特大爆炸案」成功告破。
从犯罪学角度来看，虽是两人共同作案，但这起案件依然属于个体极端暴力犯罪的范畴。
所谓个体极端暴力犯罪，武汉大学法学院的莫洪宪教授也将其称为「个体报复社会型犯罪」,具体是指遭受挫折的弱势者，以报复社会为目的,针对不特定对象实施的凶杀、爆炸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犯罪行为。
回顾「2·14」爆炸案，的确非常符合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行为特征：
比如作案方式简单直接，直接用爆炸物、爆炸装置制造爆炸，或是放火，来制造巨大的杀伤力。
又比如作案持续时间较短，犯罪人出于急于泄愤或报复的动机,企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伤害尽可能多的人,以寻求某种变态的心理快感,同时造成强烈的社会反响,达到报复社会的目的。
再比如，多为预谋作案，作案者大都有所准备，且准备充分。
而邹昌力和曹军，也相当符合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行为人特征：
比如这种作案人多为中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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