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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证据除了云南等地的野生大茶树，就是众多的典籍记载了。其中就有神农氏的传说。神农氏为了给天下人寻求致病的验方，亲自尝百草。他什么草都尝，难免会中毒，靠什么解毒呢?靠的就是茶叶。他是怎么发现茶叶的这一功效的，有不同说法，但《神农本草》明确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叶被认为是一种解毒特效药。陆羽《茶经》认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本草》约作于秦汉时代，由此可见，最晚在战国时代，茶叶已经被了解、饮用，当然是作为药物。

　　茶树的故乡是云南，但巴蜀才是茶业、茶文化的摇篮。

　　确凿的文字记载出现在西汉末年。当时有个叫王褒的人，官至谏议大夫，也是辞赋作家，他到成都寡妇杨惠家作客，杨惠家的一名仆童叫便了，认为他们的关系不清不楚，对王褒没有好脸色，不仅不给客人酤酒，还到杨惠亡夫墓前发牢骚。王褒被气坏了，要杨惠把这个恶仆卖掉，便了说:“我这个人好冲撞人，没人会要。”王褒就说自己愿买。便了当然不情愿，在写契约时说:“你要我做的事，必须都写在合同里，事先没写的，我是不干的。”王褒一口答应，就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一直写到便了求饶为止。这就是著名的《童约》。

　　这篇游戏文字，无心插柳地为中国茶史留下珍贵一笔。因为在王褒列举的种种杂务中，出现了“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两项。由此可以看出，最迟在西汉的巴蜀地区，茶叶作为日常饮料已成风尚，而且在富裕人家，还出现了专门的茶具，需要准备齐全，洗涤干净。另外，茶叶已经高度商品化，出现了比如武阳这样相当规模的茶叶集散地。西晋张载《登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极言成都茶叶的名闻遐迩。同时代孙楚介绍土特产产地的《出歌》中也写道:“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姜、桂、荼拜出巴蜀”，荼就是茶的早期写法，一说是指早采的茶(东晋郭璞《尔雅注》):“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拜也是茶，是晚采的茶。由此可见，从先秦直到西晋，巴蜀都是茶业的中心，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直到今天，成都的茶馆之多之兴盛，依然在全国罕有其匹，这是有来历的。

　　四川这个天府之国有个缺点，就是交通不便，因此茶业和饮茶习俗的传到中原非常缓慢。清代大学者顾炎武《日知录》中认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战争打破了巴蜀的封闭环境，茶叶也在全国传播开来。

　　这是一封在中国茶史上经常被提起的家书:西晋大将刘琨，就是“闻鸡起舞”的那位志士，在给侄子刘演的信中写到了茶:“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岑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恒假真茶，汝可致之。”说前些时收到了你寄来的干姜一斤，桂一斤，黄岑一斤，都是我需要的东西。但是我经常感到烦乱气闷，要靠喝一些真正的好茶来解除，因此你可以给我买一些来。“恒假真茶”，有的版本作“常仰真茶”，意思相同。身为北方世族，刘琨已经知道茶的益处，懂得茶有优劣真伪，而且把好茶当成从身体到精神的一剂良药，千里求之。茶的饮用，终于流传到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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