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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一个羞涩的笑。她仍如旧日一样，几乎未施粉黛，只在眼皮上方涂了一层轻浅的红。眸光流转之际，便显得无辜而乖巧。
王维一笑摇头：“崔十五娘是崔常侍的爱女，熟谙佛理，喜爱作画，且发下好大愿心，要为死去的吐蕃和汉人将士祈福。”
我跟着笑了笑：“你们且作画，我去去就来。”
王维还想说什么，我转身就走，踏上靴子，出了他的家门。他随后追来，急道：“你……你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
他拉住我的手臂：“她是常侍的女儿，而我不过是常侍幕中的小小书记。我实在……我实在不好相拒。”
“常侍的亲生女儿，自然比我这个左丞相的养女贵重。你难以拒却，也是人情之常。”
他听我说得刻薄，也变了脸色：“我只是教她学画，并非待她……你何以竟作此想？”
我反问道：“你心思细腻不输女子，难道听不出她的意思？”
他望了望天，苦笑道：“我听出了她的意思，因此借阿瑶的名头拒却。”
“为什么偏要借瑶姊的名头？我便这么……”拿不出手吗？我想问，却又问不出口。
他是名垂千载的大诗人，诗画双绝，开创了南宗山水画，他的名句被 21 世纪的每一个中国孩子学习。在唐朝，他亦享有众多粉丝，其中不乏张五娘、崔十五娘这样的高贵女子。
而我呢？我只是一个会说几门外语的，为时人所轻的小翻译而已。我凭什么以为我能让他拿得出手？仅以与他相识的时日而言，我也远不能与崔瑶相比。
这时候，我甚至希望我喜欢的是某个普通人。他们不需要我去仰望，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我不必把他们当作神坛上的神像一样对待。
“待一个人好，可以将她四处向人炫示，如同将合浦明珠捧在掌中；也可以将她藏在众人的目光之外，独专其美。”王维柔声道。
我喉间一哽。半晌，才道：“我要去敦煌。”
那是他笔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所在。
我想在大漠的风沙中，在千佛洞庄严慈悲的佛像下，重新阅读和检视自己的心态。
武威到敦煌的路很远。在广阔无比的戈壁滩上，人无论行进多久，与远处天际线的相对位置依然无甚变化。我与绮里跟着一个到龟兹的商队骑马前行，但队伍的行进速度，是受行列中速度最慢的骆驼们的制约的；它们的脚步一下一下踏在充满砂砾的地上，是大漠中除了人言马嘶之外，最具规律的声音，使我有一种稳稳的安心。
我年幼时曾经在书中读到，20 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塔里木河上漂流探险，绘制大漠的地图时，曾经随身带着音乐盒，音乐盒中放着《卡门》或者瑞典国歌。歌声飘荡在大漠之中，偶尔引来几个牧羊人的惊讶注视。[1]前贤风烈，令人感念。我兀自追忆当年读书的情景，却听身边竟有人也唱起了歌。
唱歌的人是绮里。她唱的是王昌龄的那首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绝句：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绮里的脸色透出兴奋的微红，口边呵出白气，以汉语唱完，又以龟兹语唱了一回。商队里多有龟兹商人，而龟兹音乐最是名动天下，上到耄耋老人，下到三岁小儿，无不解歌，当下众人亦跟着唱了起来，歌声回响在这条商道上——这条商道也是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网络的一部分——惊散了几只离群的鸟儿。鸟儿哗啦啦飞起，转瞬在戈壁滩明亮湛蓝的天空中消失不见。
大漠是美的，可也是苦的；现在正值初冬，西北边陲尤为苦寒，虽不至于滴水成冰，却也极冷。我和绮里骑在马上数日，脚上已生了冻疮。匈牙利英籍探险家斯坦因就是因为在大漠中生了冻疮，只能动手术截去脚趾：我想起这事，不由惴惴，但好在同行的商队带有药膏，施用之后过了几日，症状大见缓解。
走了十天，也便到了目的地。创作了荡气回肠的《敦煌》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初次来访敦煌时说：“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敦煌的模样。”
[1] 关于敦煌的历史和斯文·赫定等探险者们，本章主要参考 Susan Whitfield 的 Life Along the Silk Road，及 Peter Hopkirk 的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是的，无论是在 21 世纪，还是在唐朝，敦煌都没有让我失望。
诚然，在 21 世纪，敦煌的月牙泉已经没了水，全靠自来水续命；洞窟也只有几个对外开放，一窝蜂涌进洞窟的游人吵闹不堪，更有人在管理员的明令禁止之下偷偷拍照，每个人都被酷烈的阳光晒得焦躁无比。
但是，即使在那时，敦煌亦未曾让我失望。壮美的鸣沙山上流沙飞动，洞窟中的飞天身姿娇媚窈窕，反弹琵琶的姿态更是妖娆。在阳关故址，有一尊王维的雕像矗立着，挥舞双手的样子有些可笑。可是，作为他的粉丝，我仍是无端激动。
而千年前的敦煌，也如千年后一般，静默而喧闹。西出长安以后，它是丝绸之路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在此处，商道被横亘天地之间的茫茫沙漠分为南北两条，北路经西州、焉耆、龟兹等，南路经尼壤、于阗、疏勒等地。操着各种语言的人在此相遇又分开，有人出关，有人入关，各自去往天南地北。而留在此地的人们，则在艰辛求生之余，以自己的微薄积余为交换，向漫天神佛求一丝安慰。当地的统治者亦复如此，不过，他们能拿得出的钱财远胜于寻常百姓，故而有余力在千佛洞中开凿层层叠叠的洞窟，为自家祈福。
这日绮里不在身边，我独自走在鸣沙山旁的千佛洞外。现在的千佛洞尚未经过中晚唐和五代地方统治者的苦心经营，开凿的洞窟数量无法与后世相比，但洞窟中的壁画大都是盛唐风姿，菩萨的发丝衣带无不细致雍容，每一窟又各各不同，堪称绝世的艺术珍品。
每一窟中，皆有虔诚的信众围着佛像作顺时针绕行，盖因“绕佛”与“绕塔”一样，是一种功德。右手被认为是更洁净的手，故而要向右绕行，才能保持右手始终对着佛像。
我徐徐走向后世被编号为第 16 窟的那个洞窟。晚唐时第 16 窟由著名僧人洪辩主持开凿，规模宏大，但在此时，第 16 窟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窟，窟中连佛像也无，只有一洞初唐时的壁画，画的是佛在给孤独园讲法的场景。这是极常见的画面，但我盯着壁画看了几秒，忍不住跪倒洞中，眼眶中逐渐积聚泪水。

20 世纪初期，在这个洞窟的甬道北壁，震惊世界的藏经洞被发现。看守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在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哄骗与劝诱下，将藏经洞中数千件经卷以低廉的价格卖与他们，这些写本后来与德国探险家冯·勒柯克切割走的新疆壁画、美国学者兰登·华尔纳窃走的敦煌壁画一同流落海外，有一部分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亦有相当一部分沉埋于大英图书馆的库房中。

看起来，这些经卷写本只是换了个地方沉睡而已。可，孺慕敦煌佛国文化的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那个积贫积弱的晚清中国，该如何评判既是伟大学者，又是无耻盗贼的斯坦因与伯希和？又该如何看待那个本欲保护敦煌洞窟，却为了一点修缮资费而只得将宝贵经卷出卖给异国人士的王道士？而令评判他们变得更难的是，若敦煌经卷继续留在中国，它们也很可能毁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浩劫。
而我，而我——我在这盛唐的开元盛世之中，在崔颢与养父裴耀卿的庇护之下，偷得了六七年的安宁日子。我沉湎于儿女情长与诗歌文学，我忘记了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而敦煌，它又是中国历史上如此特殊的一个地点。它不止有千佛洞、鸣沙山，它亦有大名鼎鼎的归义军：晚唐时的敦煌人张议潮曾经在此起义，横扫沙州、瓜州、肃州、凉州等地，将统治河西垂六十载的吐蕃赶出大唐的土地，而他的军队，被朝廷封为归义军。
敦煌，它用许多个立着庄严佛像的洞窟，用它灿烂而屈辱的历史，用它哺育出的英杰人物，无声地提醒、质问着我。
尽管这个帝制国家不允许作为女性的我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也不需要女性付出与男性相同的义务，我仍想要为她做些什么。
但……但我能做什么呢？十八年之后的那场惊天浩劫，那场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叛乱，此刻远未孕育成形。而安重璋上次也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纵然没有安禄山，难保不会有其他边将坐大，换成我们处在皇帝的位置上，也未必能够做得更好。
在鸣沙山千佛洞盘桓了数日后，我折返敦煌城内。敦煌的边地气息浓重，城里听得到各种外语，与凉州区别不大。我四处转悠，在摊子边听外族店主们与客人讨价还价，胡乱练习听力，快到宵禁时分，才回了住处。
绮里见我回来，笑道：“看九娘的模样，是悟了佛法。待我整治饭食来。”便出门去，买了一桌丰盛酒食。我怎能要她出资，定要还钱给她，又是一番推让。
晚上我与她对饮，饮的是西域的葡萄酒。绮里频频劝我酒，我识得她数年，从未想到她酒量竟然如此之洪，惊叹道：“你不愧为李太白的侍女。”
绮里笑道：“王十三郎的诗，你定然是每首皆爱了。可是我家主人的诗，你最爱的是哪一首？”
我沉吟片刻，道：“此时此刻，我最爱的自然是那首《将进酒》了。”在 21 世纪时，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陈涌海曾抱着吉他，弹唱此诗，意态豪迈，视频一时在网上流传甚广。
我当即学着陈涌海的腔调，唱起了《将进酒》。这是 21 世纪的曲调，与唐朝习惯的编曲方式迥然不同，但绮里与我皆有外族文化背景，她便也不以为意，只当是龟兹或是什么地方的新奇调子。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抱着酒壶，边唱边饮。此曲调子简单，绮里听了一遍，也学会了，与我一同唱了起来。
邸店隔壁的客人乃是一伙去西域的商队旅人，闻声亦按拍而和，又有人弹起琵琶伴奏，声如滚珠溅玉。他们的嗓子粗犷，歌声荡漾在敦煌的夜空之中。繁星点点，缀在深蓝色的天幕上，为静默的大漠添了一份璀璨与温柔。